文明破曉 緋紅之月第1002章 破曉（三）

• 上一章

• 返回目錄

• 加入書籤

• 下一頁

    丘吉爾是被架上絞刑架的。

    在丘吉爾當首相的時候，他曾經認為自己會坦然的面對死亡，那怕是被殺也會保持貴族的儀態。丘吉爾發現自己不能接受死亡是從紐倫堡國際法庭將英國殖民主義者對殖民地人民的殺戮定性為罪行後開始的。

    這些定罪包括反人類罪，戰爭罪，謀殺罪。丘吉爾意識到，他曾經努力過的一切都會被釘在恥辱柱上，心態也隨之動搖，今兒開始崩塌。

    在接受死刑判決的時候，丘吉爾還盡力維持著體面。等上訴被駁回，丘吉爾穿著囚服被送到絞刑架前，丘吉爾開始掙扎反抗起來。

    負責行刑的劊子手們身強力壯，雖然費了點勁，卻還是制服了丘吉爾。當丘吉爾被按在絞刑架上，脖子上套上絞索，丘吉爾終於崩潰了，他哭泣著喊道：「請放過我！」

    話音方落，按住丘吉爾的那些劊子手們突然放開抓住丘吉爾的手掌。丘吉爾覺得身上一松，一位自己的哀求起到了作用。下一瞬，負責操作絞刑架的劊子手拉動手柄。丘吉爾腳下的兩塊活動木板同時向下打開。丘吉爾腳下一空，整個人就被絞索吊在半空。

    丘吉爾挺胖的，巨大的體重下墜形成的衝擊，讓堅固的絞索都發出輕微的咯吱聲。由東南亞前殖民地農場生產的劍麻纖維極為結實，絞索光滑柔韌，別說丘吉爾的體重，便是再沉重一倍，也無法扯斷絞索。

    巨大的衝擊力讓丘吉爾的脖頸頸椎斷裂，片刻就死去。在絞刑架上懸掛了10分鐘，確定丘吉爾死透了。他的屍體被放下，經過驗屍官的檢驗，確定其死亡。便交給後續負責入殮埋葬的部門處理。

    此時，下一個死刑犯，英國殖民部部長被送進了死刑室。

    必須得說，這些曾經高高在上的人物被絞死，並沒有引發特別的反響。真正的反響發生在對殖民主義的定罪階段，當定罪結束後，丘吉爾只是殖民主義罪行的諸多發動者與執行者之一，並沒有特別與眾不同。

    一個時代被審判才有其價值，至於時代中的眾人，其實微不足道。

    1946年8月14日，丘吉爾被處決後的一個月。前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進行了公投。戰前，大不列顛聯合王國本土有大概4400萬人口。經過了戰爭，雖然英國本土傷亡了八百萬人，不過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殖民地的殖民者們被遣送回英國。現在的人口甚至達到了4500萬。

    公投內容是關於是否繼續維持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的國家制度。歐洲觀察家們認為英國有可能變成一個共和國。然而事情出乎意料，由於大批男性戰死，英國本土人口中，女性數量高達2500萬，男性只有2000萬。

    其中，擁有投票權的女性數量為1800萬，男性為1100萬。

    選舉結果是，80%的女性選民都投票支持維持英國君主制度，這已經決定了公投的最終結果。

    對此，法國的觀察家們刻薄的評論道：「雖然男性是創造制度的人，但是女性們才是真正對制度有著堅定保守傾向的種群。」

    高度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比利時。比利時公投結果中，80%以上的女性投票者都選擇繼續君主制。

    中國政府對此不置一詞。中國要摧毀的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至於選擇君主制還是共和制，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各國的自由。中國政府不認為干涉這種事情對世界革命有必須性。

    此時擺在李潤石政府面前的最大問題並非歐洲國家公投決定採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而是何銳政府執行期間，70%的中國人口已經城市化。

    1946年3月開始，中國進行了人口普查。普查結果，中國人口為7.5219億。有5.26億人口居住在城鎮。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工業需求，使得如此巨大的人口都從事第二產業工業以及第三產業服務業。

    戰爭結束後，工業需求的變化，以及大量退役軍人退伍，導致了就業問題的巨大壓力。是否堅持人口城市化，成了政策討論的焦點。

    李潤石本人並不是那麼待見8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的政策，他認為現階段需要在薄弱地區加大投資，而不是製造出更大的差距，逼迫人口向高投資地區流動。中國人民作為社會主義主人翁，要到全國各個需要奉獻的地區去工作，去奉獻，去建設。

    但是李潤石遭到了巨大的反對，反對者中不乏支持李潤石的同志。這些同志們認為，何銳指出的工業化方向中，人口向城市集中是重要的基礎。

    「何主席對未來發展的描述中認為，人口在工業高速發展中，會前往城市賺錢。在經濟進入波動周期時，又會選擇離開城市回到農村。但農村與小城市沒辦法提供更高的工資，沒辦提供相關的社會服務以及社會交往環境，在農村與小城市生活的人口又會離開農村與小城市，再次回到大城市。

    逃離大城市，逃回大城市。在這樣的往來中，傳統農村模式會繼續解體，最終解決城市與農村問題。

    我們要做的，是優先在大城市內完成符合工業化時代的社會環境以及社會制度。同時強化各個適合產業布局的工業聚集區。

    現在快速提升農村的投資，是一種效率上的巨大浪費。」

    李潤石已經考慮到自己一定會和這樣的觀點進行對抗。雖然很多人都覺得「要做一場」，但是這種直覺的做一場，往往是認為正義要與邪惡鬥爭。在李潤石看來，這場鬥爭是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的鬥爭。

    何銳執政的時代，無疑是效率優先。即便新中國的社會制度保障非常成功，勞動與受教育作為中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的確極大的提升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以及思想水平。但是不公平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

    這種不公平來自於方方面面，李潤石不認為要繼續效率優先的路線，而是要在現階段推進公平優先的方案。

    既然對方以何銳的觀點作為出發點，李潤石也用何銳的看法來對抗，「這種效率優先的政策所帶來的生育率暴跌，就是我們必須接受的結果麼？

    在我看來，現階段遠沒有到要犧牲人口發展的階段！公平是長期的效率保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我們不得不選擇效率優先的原則。但是現階段已經沒有這樣急切的需求，公平優先的原則已經是當下最大的需求。」

    這場內部的辯論持續到了1947年的二中全會。1946年中國經濟增長高達11.4%，亮麗的數據證明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需以及韌性的確讓很多效率優先派們無法堅持自己的看法。

    而且一個大政策爭論了半年多，也讓大多數領導層感到了厭惡。

    在二中全會上，雙方都做出了妥協。李潤石為代表的公平派承諾，將全面執行何銳生前提出的產業發展方案。效率派們則支持了李潤石提出的全民發展方案。

    李潤石是個偉大的唯物主義者，但李潤石同樣是理想主義者。他認為何銳是個唯心主義者，只是因為何銳那種「這麼幹下去一定能行」的獨裁執政風格是唯心主義執政模式。

    一兩個天才唯心主義者的成功的確可以影響世界，卻絕無改變世界的可能。就如何銳獨裁制度模式在可以確保30年的成功，卻因為這種成功絕沒有成功複製的可能，